《孟子》一书，作为儒家经典之一，以其独特的“文学性”闻名于世。其文辞华美、流畅自如，气势恢宏，具有强大的感染力。自古至今，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心驰神往，倾注毕生心血去研读、诠释、传承。
“三苏”父子中，苏洵对《孟子》的评价极高，他认为孟子的文辞简约而意蕴深远，虽无尖锐刻薄之言，但其犀利之处却令人难以抵挡。苏轼、苏辙兄弟深受父亲影响，自幼便研读《孟子》，苏轼更称孟子深谙《诗》与《春秋》之道，且自谓学识源于孟子。梅尧臣作为考官，曾赞赏苏轼的应试作品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颇似《孟子》之文。

汉代赵岐则指出，《孟子》擅长运用比喻，其言辞虽不迫切，但意蕴深远。现代作家鲁迅认为，孟子生活在周季，其文辞逐渐繁复，但叙述之妙却令人叹服。郑振铎亦评孟文辞意骏利、比喻赡美。钱基博更称，《孟子》为儒家之文中的佼佼者，其文跌宕顿挫之妙令人叹为观止。

此外，《孟子》还广受世界范围内的赞誉与传播。在汉字文化圈的韩国、日本、越南及东南亚部分地区，《孟子》备受推崇。同时，它也被译成拉丁文、法文、德文、英文、俄文等多种文字，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牛津大学更是将《孟子》中的篇章列为公共必修科目，伦敦大学则将其列为古文教本，进一步推动了孟子思想在西方的发展。从18世纪开始，伏尔泰等欧洲启蒙思想家便深受孟子思想启发，可见其影响力之广泛。

不仅如此，大史学家、文学家司马迁也深受《孟子》的影响。他在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中开宗明义地指出，自己读到孟子见梁惠王的“义利之辨”时，曾深感震撼并发出感叹。此外，书中还详细记载了孟子的生平事迹及其游历各国的经历。
与孔子相似，孟子亦游历于各诸侯国，致力于宣扬行王道、施仁政的政治理念。他不仅在《列传》中提及的齐、魏（梁惠王）等国留下了足迹，更曾踏入宋国，经过薛地，回到邹国，再到鲁国，甚至会见过齐威王、宋康王、滕文公、邹穆公、鲁平公、梁襄王等多位君主，这一过程历时二十余年。那时，战国中期正值各国诸侯争霸之际，他们皆致力于国家的富强与军事的强大，企图通过战争来统治天下。然而，孟子却坚守着唐、虞、三代之德的信仰，他的理念在当时被视为“迂远而阔于事情”，因而与当时的潮流格格不入。尽管如此，孟子并未放弃，他转而与万章等人一起整理《诗》《书》，阐述孔子的思想，最终著成了《孟子》七篇。
这篇传记虽然近两千字，但关于孟子的描述却仅占不到两百字。接下来，文章将转向先秦诸子之一的驺衍，对他的描绘将占据几乎三倍于孟子的篇幅。这种处理方式无疑将邹衍在齐、魏、燕等国所受到的尊崇、厚待与孟子的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当梁惠王准备出兵侵略赵国时，他向孟子请教。孟子则引述了周代先祖古公亶父在面临戎狄侵略时的故事，讲述了他如何不忍杀戮、离乡背井的抉择。司马迁对此感慨道：“这哪里仅仅是迎合世俗罢了！他手持方榫却要嵌入圆孔，这可能吗？”“有人说，伊尹因为负鼎而辅佐商汤称王，百里奚因饭牛而助秦缪公霸业，他们都是先有所合而后引领大道。驺衍的言论虽然离奇，但或许也蕴含着类似的深意吧？”司马迁将伊尹、百里奚与驺衍的做法与孟子的行事并置，供读者评说。

孟子不愿“迎合世俗”，他真的如梁惠王所称的“迂阔”之人吗？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孟子，我们有必要再从《孟子》一书出发。

孟子，名轲，字子舆，是战国中期邹（今山东邹城）人。他出生在孔子之后一百余年，三岁便失去了父亲，由母亲仉氏独自抚养长大。东汉时期的学者赵岐在《孟子章句·题辞》中称赞孟子幼时便受到了母亲的深刻教导。
《列传》中记载，孟子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，而子思正是孔子之孙孔伋。孟子虽未能亲受孔子之教，却深感遗憾，他私心仰慕，自视为学生。孟子毕生景仰孔子，曾言：“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学孔子。”他由衷地赞叹道：“自有人类以来，未曾有过孔子这样的圣人。”

在孟子“道既通”后，他仿效孔子，在家乡设馆收徒，教书育人长达十余年，致力于宣扬儒家的仁义之道。孟子认为，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是君子三大乐事之一，其重要性甚至超越了成为“天子”。

孟子44岁时，他效仿孔子，肩负着“木铎”的使命，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，期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，推行仁政，重振王道。然而，他耗费了四分之一的生命，终究未能如愿。最后，孟子回到家乡，继续讲学育人，著书立说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可以说，孟子的一生都紧紧追随孔子的脚步，致力于成为“亚圣”。

尽管孟子与孔子的性情、气质有所不同，但他们在事业上的追求却高度一致。孔子以温柔敦厚、谦谦君子之姿著称，《论语》中偶尔流露出因理想不得实现而产生的情绪波动。而孟子则显得更加“英气勃勃”，他的自信与豪情在游说权贵时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例如，孟子曾言：“游说权贵时，应藐视其巍峨之势。”他接着豪迈地宣称：“即使宫殿高耸、排场宏大，我也不会为之所动；美食佳肴、侍妾成群，更不会令我迷乱；纵情声色、车马驰骋，也不会让我沉溺。我所追求的，都是古圣先贤的遗训。”这番言论彰显了孟子的坚定信念与豪迈情怀。
孟子强调人格的独立与尊严，从不屈服或迎合权势。当朋友景丑氏批评他对齐宣王不够尊敬时，孟子回应道：“天下有三样最尊贵的东西：爵位、年龄和德行。在朝廷上，爵位是最尊贵的；在乡野里，年龄则最为尊贵；而辅佐君王、治理百姓，德行无疑是最尊贵的。怎能因其中之一而轻视其余呢？”他还提出，那些主动迎合、顺从权势的公孙衍和张仪，所行的是“妾妇之道”，与他的理念相悖。

正因孟子这种“泰山岩岩”之气象，他在《孟子》中首次提出了“大丈夫”的概念。他阐述道：“住在大路之上，立身在天下最正直的位置，行走在天下最大的道路。得志时，与民共享；不得志时，独自坚守正道。富贵不能迷乱其心，贫贱不能改变其志，威武不能屈服其节。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！”

在《孟子·尽心下》中，孟子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理念，回答齐国王子垫的问题时说：“居住在仁的怀抱中，遵循着义的指引，这就是大人应该做的事情。”他还提出：“真正的君子，言不必信守每一句，行不必坚持每一事，只要合乎道义即可。”

此外，孟子还强调了“养志”与“养气”的重要性。他认为，“志”与“气”相互影响，“我善于培养我自己的浩然之气”，这种气“充沛旺盛，无法阻挡”。他进一步提出，“仁者无敌于天下”，即有仁德的人在天下无敌。
我们耳熟能详的“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”，强调了“动心忍性”的重要性，而这关键在于“志”。没有坚定的志向，即便是“劳其筋骨”也难以有所成就。

孟子所倡导的“居仁由义”、立志“养志”、培养“浩然之气”，以及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坚定立场，共同塑造了一个“大丈夫”的形象。这一形象不仅是对孟子本人的写照，更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处世的高标准。千百年来，“大丈夫”一词被士人反复引用，深入人心。

从东汉的太史慈到明代的张居正，再到唐代的杜甫，无数志士仁人以“大丈夫”的标准来要求自己。孟子所强调的“人性本善”与“养大体为大人”的理念，指引着人们沿着《孟子》的道路前行，追求成为真正的“大丈夫”。

孟子胸怀壮志，立志于“平治天下”。他豪言壮语地宣称：“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？”这种气魄与担当，正是“大丈夫”精神的体现。

同时，孟子还提出了民本思想——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。他以仁爱之心，不顾君王感受，屡次直言进谏，为民请命。这种以民为本的立场，无疑是对“大丈夫”精神的进一步升华。
在《孟子》的结语部分，孟子回顾了自尧、舜至汤的五百余年历史，并与前文《公孙丑下》中提到的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以及“舍我其谁也”的观点相呼应。他感慨道，像禹、皋陶这样的圣贤，他们是亲眼见证并传承了圣人之道；而汤，则是通过听闻来领悟并实践了圣人之道。然而，自孔子时代至今，虽已过去百余年，却似乎仍未能有人能真正继承圣人的大道。孟子不禁发问：“然而无有乎尔！则亦无有乎尔！”这种对未能继承圣人之道、实现自己理想的深切遗憾，读来令人动容。
此外，孟子还展现了他“雄辩、弘毅、自信”的一面，同时也不乏“善讽喻、善幽默”的智慧。这些丰富的性格特点，都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《孟子》以及孟子的宝贵视角。

读《孟子》，不仅是一次智慧的旅程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只有深入学习和实践孟子的思想，才能真正体会到他那种追求真理、坚守道义的精神。因此，学做孟子，或许是我们纪念孟子、传承其思想的最佳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