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持国家级课题《万历书坛——邢侗个案研究》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）。论文连续在全国第八、九、十、十一届书学讨论会获奖、入选，获“啄木鸟杯”中国文艺评论优秀论文奖。

专著《中国书法全史·湖北卷》《万历书坛一—邢侗个案研究》《淼斋书法杂论》等。曾应邀参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“第二届纽约中国书法国际展”以及在韩国、马来西亚、埃及等国举办的国际性展览。

文机流荡生意蔚然 —— 孟庆星书法生命精神解读

文 | 沈凤国

书法，充满着创造生命的动感与欢乐，从一点一横一撇一捺到一个字，从一字一行再到通篇，笔勾画连，彼摄此通，在知白守黑的哲学精神里，生长为一派生机世界。一件好的书法作品，必定是一个充满着生命律动的整体。凝神屏气，执笔运腕，墨线流转，以表性情，书写者的气质、心性、学养乃至于人生、经历、人格都一一从笔端流露到宣纸上，同自然之妙有、生命之运动，上升至精神之飞扬。中国书法，真“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”（熊秉明）。

多年来，笔者一直十分关注孟庆星先生的书法，因他对书法气格、文化精神、人生体验的内化，其书法充盈着一种生命气质，其面貌在当下书法界是十分明显的，他也藉自身艺术之格调、学术之探索，参与着当代书法的建树。从书法的生命精神上分析，孟庆星的书法艺术大约具备以下几个层面的特点：

首先，从线与笔墨上看。线是书家的心电图，线条质量的高低，成为衡量书家高下的重要标准。作为学院派书家代表，孟庆星深谙此道。此“道”无他，唯有用笔。“笔”从何来？从学问修养精神气格里来。

昔日石涛论画：“人品不高，落墨无法。”至理也。但以笔者理解，此“品”非惯常意义上所说的“品德、品质”，更是一种“品位”，一种学养与人格共同造就下的“品”。没有深厚的学养，没有高蹈的情操，没有正大的人格，就不会产生高品格的“笔墨”。窃以为，石涛此语是画论亦通书论。作为学者型的书家，孟庆星更能体会书法之妙在乎用笔之奥义。

书法是线的雄辩，那是中国人对天地自然宇宙万象经由心灵共感之后的一种概括形式，凝聚了书家生命本体对天地宇宙的认知与思辨。没有对生命、自然与宇宙的感受，就没有对线的深刻体验和理解，没有对线的深刻体验和理解，就不会有独特的富有生命力的线，没有富有生命力的线就没有书法艺术的生命精神。

孟庆星对线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重视，他的线，有一种流动的风采气质和生命韵味充盈其间，“象”的丰富性极强，呈现出一种中正、雍容、淡逸、悠远、韶秀、古雅的多元的“生趣”。丰富的内美，体现着中国书学对生命韵律美的推重，玩味其中的生命韵味，使人更贴近生命本身的丰富性。

再说墨。孟庆星有意突出墨在书写过程中的变化，在情绪的支配下，在轻重缓急的表达中，呈现浓淡干湿相互生发的生命之象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浓淡干湿是相对独立的术语，它们之间是相得益彰相互生发的。

孟庆星在强调线的变化、空间的营造的同时，在墨的变化中灌注一种活泼泼的来自于书家本人的生命气质，这使他的书法于正大含蓄的气象中又呈现出一种灵动雅致的书卷气、文人气，归结为“古意”，但这种“古意”又分明洋溢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气息。与其它艺术形式不同，书法的“新”从“古”出，从“守正”中出，在当下书法多变的语境中，孟庆星的书法恰好起到一种观照作用。

其次，从生命精神上看。书为心画。从本质上说，书法是心灵之艺术。因为慢生活的状态，古人对书法生命精神的体验尤为强烈。书法是用生命精神“养”出来的。苏东坡强调：“书必有神、气、骨、肉、血，五者阙一，不为成书也。”翁方纲认为：“筋骨、血肉、精神、气脉，八者全具，而后可为人，书亦犹是。”他们都把生命精神视为书法的最高境界。

书法是人类极为奇妙的艺术形式，事实上，无论是从最深层的生命体验还是从终极意义上的生命思考来说，书法都体现着宇宙精神，直接打通了书家生命本体和宇宙精神的联系，呈现的内容是书家的自我生命体验，而不是概念化的情感。张怀綇说：“文则数言乃成其意，书则一字已见其心。”“见其心”正是人的生命体验，而非某种概念化的情感。

孟庆星先生是个非常有人文情怀的人，敬仰历史上的许多文人，尤其对苏东坡抱着深深的向往，无论对其人、其诗、其文，还是其书、其画，都怀着强烈的情结。苏东坡是何等人物？作为中国文人的极致，苏东坡代表着无际无涯的生命意识，故孟庆星的书法以中国文化为大背景，从“心”出发，走向生命体验，无论取其势，取其韵，取其道，归结为取其象，都力求与中国哲学精神相合，而中国哲学精神恰恰是中国书法生命精神的核心，缺失对生命的敏感，缺失修养，缺失悟性，都不能体会此中深意。

文机流荡，生意蔚然，此为书法之“道”，是咀嚼造化所蕴涵的神情、妙意，把生命精神贯注其中的结果。中国书法，乃至于所有中国艺术，最高境界都上升为这个“道”。道在象中，亦在心中，不可分，不远人，但只有通过人的心灵体验才能被“发现”。

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，孟庆星正是通过书法与心灵的关照与体验，表达他对生命的感受、思索和理解，将此“生意”会之于心而出之以毫，传达神采抒发性灵，而追求神采抒写性灵正是历代书家的终极追求，这正印证了孙过庭所说的“穷变态于笔端”，印证了人、天地、宇宙生命之轮转。孟庆星古雅、稚拙、清新、天然的书风，将儒家厚重中正、道家平和淡远的美学品质融为一体，具备丰富的表现力，正体现了他对书法生命精神的实践。

第三，从时代性上看。第四， 今人学书、论书，动辄言“时代性”。何谓时代性？以笔者理解，将书法传统的艺术性与当代文化语境予以观照，并催生出新的生命力，才是时代性。时代性就是生命性。横空出世不是时代性，是妄语，是野狐禅。空降不是时代性，是野狐禅，时代性是一路走来走到现在的“现在时”。

换言之，时代性是一种生命进行时的状态，对于“时代性”，孟庆星是一个可做研究的案例。因文化生态的原因，在当下书法界极重“二王”书风的语境之外，孟庆星以学者的深度直入秦汉魏晋碑版书法语境，从颜字的宽博中正气象中出，下借清人尤其是何绍基、刘墉，加之创造性的传承，他的书法成为时代书法人文精神的诠释者和实践者。从他的书法中，你能感受到从传统古意到时代性的发展轨迹。

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人，当我们回望书法史的时候，发现我们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，在承继中成长、成熟，然后自然而然形成自己的面貌，此刻“创新”就出现了。“时代性”和“创新性”是自然而然的必然，创新不用急，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，事实上，当传统发展到了极致的时候就是创新，当“传统”的量变达到质变后所升华出来的就是创新，刻意求新就不是创新，是揠苗助长。一个真正的书法家，一定是一个心怀历史意识的人，同时他对自己的位置有一个纵向与横向的思考、关照、判断与定位，对自己的艺术之路有着明确的规划。

第五， 需要说明的是，对于书法而言，要想具备时代性，其前提是“入古”，正如鲍贤伦所推崇的“最入古，最风格”。入古，是书法精神中重要的一层，决定着对书法“根性”的灌注与塑造，没有这一层，就很难进入书法道通体系，难得书法精神，“书”就“无法”立起来。在“入古”的同时，孟庆星的书法美学也呈现出饶有新意的美学特质，其前提是广博的学养、人文的风骨。

数十年来，孟庆星广集博识，潜心书道，理论与实践双修，文学、艺术、史学、哲学并进，在确定自己的书学方向的同时也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体系。可以说，良好的文化修养涵养了孟庆星书法以文雅的书卷气，道统上取“厚”字，趣味上取“淡”字，在其儒道两家之人文涵养下，其书法时而小楷，时而行草；时而精雕细琢，时而大刀阔斧；时而静水深流，时而雄放跌宕；力求雄阔气象，力追逸格意绪，故其作品面目独特，美学意味多元。

在当今一片喧嚣倡新言变却流于观念炫耀、皮相构成和行为推销的风气中，孟庆星的确与众不同，而这正体现了孟庆星对传统的观照、对时代的反省、对风气的批判、对书法和中国文化的发自内心的敬畏和担当，他也因此而确立了书法的历史意识。

第六， 窃以为，当下书法有四类：一曰匠人之书。此类书法重技，囿于规矩，追求字体字势的布排与章法，但缺失才情的激发，更缺失学养的滋润，失之俗气；二曰才子之书。此类书法超出技之所囿，不乏天赋才情趣味，但缺少学养滋润，耽于孤芳自赏的浪漫或把玩，有偶尔的趣味、意外的笔墨、忽然的技巧，但有时失之轻浮；三曰学人之书。此类书法从学养里来，有深厚的学问滋养，故能得书法宽博中正气象，士大夫情怀与文人风骨出焉，可以成教化，可以助人伦，引书风之道统，因其学养深厚，故书法深邃高蹈；四曰逸人之书。

如山林高士或得道的高僧道士，其书全然修为所出，心性流露，得天授，是赤子，脱略人间烟火气，独存孤迥，是为逸品，它高不可攀，只可品读观摩，但不可学。四类书法，一重难比一重，然而最终却要看修养与人格。近五十年的探求，身为湖北美院教授的孟庆星由技入艺，再由艺近道，诠释了书法生命精神的生成过程，是为学人之书，在“高书不入俗眼”的当代书法艺术语境中，可谓难得。

书法是一门看似日常实则有坚固窄门的独特的艺术形式，书法固然要拼技术，拼功夫，但拼到底要拼修养、拼人格，一个没有修养没有人格耍花耍得再好的人，到底难成器，君不见当下多少人囿于才情之不足、学问之匮乏、人格之不全，而沦为书匠书奴。书法，怎一个难字了得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