善是人类的天性

性善性恶的问题，几千年来聚讼纷纭，有说性善，有说性恶，有说无善无恶，有说有善有恶。孟子坚定地说性善。人问，既然人性是善的，为何世上还有那么多坏人坏事？

孟子的回答是：“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，乃所谓善也。若夫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”

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按照他的本性来做人，是可以为善人的，这就是所说的“性善”的意思。如果一个人成为不善之人，那是他没有按照他的本性来做人，并不是他的本性的罪过啊。

寥寥几句，就建立了影响人类两千年的“性善论”，这是孟子对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大贡献。荀子的“性恶论”是自相矛盾的，如果人性是恶的，就需要教化的力量使人向善，那教化的根源在哪里呢？这是荀子无法回答的。现代自然主义者如卢梭等也主张”人性善”，但他们机械地认为人生下来一切的表现都是善，这样就取消了教化的作用和个人的努力。只有孟子的”性善论”，既对人性有永恒的信心，也看到了人性在实现过程中的复杂性；虽然看到了人性现实表现中的错乱荒唐，仍然对人的未来充满光明的向往！

仁者无敌

《孟子》一开头，梁惠王问孟子何以利其国，孟子就给他当头一棒：”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

世人皆逐利，然不知何以求之，求之反而失之。《易》云“利者，义之和也”，孔子“罕言利”，利是义自然的结果，人不必汲汲求利，求仁义则利在其中矣。孟子深明此理，游说诸侯崇仁义，行仁政，然从之者鲜矣。

在孟子看来，仁并不是要人做老好人，不是一套冠冕堂皇的说教，仁是有实际的力量的。因为人性皆善，人心向善，“民之归仁也，犹水之就下，兽之走圹也”，一个国家真能行仁政，“民之悦之，犹解倒悬也”，必无敌于天下。然而为什么有时仁者好像并没有战胜不仁呢？

孟子有一段精辟的话，回答这个问题：

“仁之胜不仁也，犹水胜火。今之为仁者，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，不熄，又谓之水不胜火。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，亦终必亡而已矣。”

仁胜不仁是一定之理，但你一点点仁怎么能胜过那么多不仁呢？就好比水是能胜火的，但一杯水怎能浇灭一车燃烧的柴禾呢？浇不灭，你又说水不胜火，又继续做坏事，最终只能自取灭亡而已。

孟子这段话，极其悲悯沉痛。人的悲剧就在于，每个人多多少少皆有向善之心，然往往又不能坚定，行善一时没有好的结果，就犹疑不定，甚至自甘于堕落，看起来又好像仁不能胜不仁一样。

于是孟子给当时连年混战、找不到出路的诸侯们，开了一个著名的”药方”：

“今之欲王者，犹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也，苟为不蓄，终身不得。苟不志于仁，终身忧辱，以陷于死亡。”

孟子认为当时诸侯犹如沉疴在身的病人，只有行仁政，才能幸免于难。但行仁政又不能急功近利，就像重病之人需要贮藏三年的艾草，以前没有贮藏，只好从现在开始贮藏，三年之后就可以用上了。也许自己的病不能等三年，但只要现在开始贮藏，就有活的希望；如果等不及而不去贮藏，只好等死罢了。总之行仁政是唯一的活路，行仁政还有希望，不行仁政只能忧愁恐惧以至灭亡。

翻来覆去，孟子想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：仁义是人内在的要求，是治国的根本，无论为人还是治国，要老老实实走仁义之路，其他一切，均是妄想。

大丈夫有所不为

北宋理学家程颐说：“仲尼，天地也；颜子，和风庆云也；孟子，泰山之岩岩气象也。”孟子给人的印象，是巍峨庄严，顶天立地，堂堂正正一大丈夫也。

何谓大丈夫？管仲相齐，九合诸侯，助齐桓公成就霸主之位，人所歆羡，但孟子羞与之并列，提都不愿提。公孙衍、张仪、苏秦之辈，游说诸侯，合纵连横，“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息”，苏秦更佩六国相印，可谓春风得意矣，但孟子非之，斥为”妾妇之道”。

孟子对大丈夫的定义是：

“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，与民由之；不得志，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”

是否为大丈夫，不在地位功名，而在是否尊德乐道。管仲功业诚一时无两，然在孟子看来，管仲得桓公如此专一之信任，行国政如此之久，然不能引国君行王道，仅成就一霸主之名，功业及身而亡，未免于小也。大丈夫处世立功名，不在一时，而在千秋。公孙衍、张仪辈，奔走诸侯，非有为万世开太平之心，而是迎合国君以达到个人的富贵，故孟子斥为”妾妇之道”。孟子何尝不欲仕，但仕所以行道，如不能行道，则是贪图利禄而已。齐宣王慕孟子之名，迎孟子至齐，孟子观宣王非有意行仁政，虽任客卿而不受禄，以便从容进退。后知宣王非行道之君，断然辞去，毫不贪恋。

在孟子看来，大丈夫立身处世，出处进退，所关甚大，不可不谨。孟子与弟子们反复讨论出处进退的道理。诸侯如果不致敬尽礼，孟子见都不见；见而不能行其言，则洁身而去。诸侯的馈赠，不合义则不受，这是他立身处世的原则。

不得不辩的雄辩家

孟子善辩，在当时就落下了个“好辩”的名声。孔子话语圆融，不温不火，点到为止；孟子则意气风发，言辞犀利，咄咄逼人。

孟子之“好辩”，并非为了逞口才，而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，让事物各归其当而已。《孟子》一书中有很多偏执的人，提了很多尖刻的问题，孟子的解答都很精彩，令人不得不服气。

比如有人问：你说礼比食重要，如果一个人讲礼，会吃不到饭而饿死；不讲礼，反而吃到饭能活下去，还必须讲礼吗？孟子回答：如果不问底部是否平齐，一寸的木头可以放得比高楼还高；说金子比羽毛重，难道是说一点点金子比一车羽毛还重吗？你拿“食之重者”(将要饿死)与“礼之轻者”(吃饭循礼)来比较，当然吃饭显得重要了。于是孟子反戈一击：如果要折断哥哥的胳膊，夺了他的食物才能有吃的，不折断哥哥的胳膊不夺哥哥的食物就没有吃的，你也一定要折断哥哥的胳膊来夺他的食物吗？

墨家的一个人物夷之，和孟子辩论，孟子一针见血：你们墨家以薄葬为道，显然认为薄葬对人更好，但你为什么又厚葬父母呢？孟子一言指出墨家的自相矛盾之处：墨家出于节俭实用的目的主张“节葬”，但对于自己的父母，真的薄葬又于心不安。一种学说，可以极其丰富广阔，但必须从上到下从精到粗从理论到实际一以贯之，自圆其说，如果自相矛盾，则不得为正大之说也。

以能言善辩著名的淳于髠，屡次挑衅孟子，孟子都能折服他。淳于髠问：男女授受不亲，是礼吧？孟子说：是。又问：如果嫂子掉到水里，能伸手援救吗？孟子回答得很干脆：嫂子掉水里而不伸手搭救，那是豺狼啊！

孟子与杨墨辩，与权贵者辩，与弟子辩，与各色人等辩，真是辩才无碍，所向无敌，似乎痛快淋漓，但其实孟子之意，只是希望人们思想通达平正，不要偏执。思想偏执必表现于行为，带来危害。圣贤千言万语，只是要人去掉偏执，顺当然之理而行而已。故孟子不承认自己“好辩”，“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！”